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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证证明标准的明确与构建
2017-10-04 09:51  来自: 天津市司法局

  天津市滨海公证处  崔钰文

  公证证明标准是公证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制定和实施具体操作规程即公证程序规范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涉及到公证活动的原则、公证证明力以及公证的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公证制度重要内容。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公证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各地公证机构出证标准不统一,有损公证的公信力。本文通过对相关公证案例的分析,对我国公证领域应采取的证明标准进行阐释。

  一、相关具体案例

  某公证处受理的白某法定继承公证:被继承人白某某于2008年去世,其生前有一套私产房屋(经审查,白某某的配偶张某为八十年代去世,而房屋登记日期为2000年),故此套房屋为白某某个人财产。继承人白某(女)到白某某所在单位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本市某单位出具详细的亲属关系证明,由于白某某与张某均是此单位退休职工,故单位工作人员称对其情况相当了解,并称白某某与张某是原配夫妻,只有白某一女,情况绝对真实。公证员依据此情况,做了以下核实工作:一是到白某某所在单位查阅档案,并就其家庭情况找单位人员进行了解。二是到白某某所在派出所、居委会了解情况,相关人员均表示白某某只有白某一个孩子。最后又找到老邻居,并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老邻居均称白某某与张某只有白某一个子女,而且白某某去世时只有白某一个人操持,未见其他亲属。故公证员据此出具公证书,由白某继承该套房屋。但在出具公证书几个月后,有一位白某(男)找到公证机构,称是白某某的儿子,其亲生母亲李某是白某某的原配妻子,张某是在白某某与李某离婚后重新找的老伴,其也应为法定继承人,并要求公证机构对其进行赔偿。经过公证机构后来了解的情况得知,白某(男)为刑满释放人员,其母亲李某和白某某在六十年代初即离婚,当时白某(男)还为腹中胎儿,之后白某(男)与白某某无任何联系。后来李某得知白某某去世,便告知白某(男)真相,白某(男)便找到公证机构要求赔偿。

  笔者认为,该公证案件的承办公证员已收集大量证明材料,也尽了必要审查和注意义务,对于确实存在公证书认定内容与客观真实不符的情况,公证处可以撤销公证书,但对于白某(男)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笔者认为应有一个明确的证明标准,为公证机构、公证员提供一个可资判断的尺度。相反,对于个别公证员的违法行为,就应该严格追究其责任。例如:某公证处的公证员为了一己私利,明知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而为其出具公证文书,使他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就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就应追究相应刑事责任。

  二、我国公证证明标准的构建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28条规定了公证机构的审查义务:“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分别审查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2)提供的文书内容是否完备,意思是否清晰,签名、印鉴是否齐全;(3)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4)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真实、合法。”《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多处提及公证事项或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当是“真实”、“合法”的。但是,并未有专门的名词解释来说明此处的真实究竟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这使很多公证人员在实践中感到困惑。笔者认为,要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明确合理的公证证明标准,必须从多方因素进行考察:

  (一)从公证的运行特点来考察。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关于物质世界普通联系的理论对公证证明活动提出最基本要求,即公证证明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具有关联性。在实践中,证明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往往呈现出比较复杂的表现形式,当二者关联性确定无疑,只有一种可能时,哲学上称之为确然性或必然性;当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不是确定无疑,而是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能性时,哲学上称之为盖然性或或然性。公证员对待证事实的了解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认识主体的限制性。对于事实的认定,是公证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公证员作为认识主体,其认识达到的程度与其能力、知识水平都是相关的,具有不确定性。二是认识对象的限制。公证员无法亲眼目睹或亲自感知已发生的事实,只能由现在出发去发现过去,这种时间上的逆向性,决定公证员认定的事实只能达到有限真实的程度。三是认识依据的限定性。公证员对证明事项的认定只能依据遗留的证据痕迹来进行,而证据中存储的信息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即在证据中也可能包含与客观不符的内容。

  (二)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考察。从《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并没有规定公证员的调查取证权,仅规定当事人应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并要求当事人向公证机构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公证员只有对这些证据材料的核实权,而据此出具公证文书。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充分或者拒绝补充证据材料时,公证机构将不予办理公证。公证机构并不能主动使用调查权来发现事实的真相,举证不能导致无法公证的后果将由当事人自己承担。那么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出具公证文书,在这里,就必须采用“法律真实”的标准,否则大量的公证文书都无法出具,公证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三)从公证的社会价值角度进行考察。公证文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经济活动顺利开展运行的作用,这就要求在进行公证活动中必须考虑到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问题。必须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结果的确定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每个具体公证案件来说,公证员不可能像考古学家那样,花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去寻求事实真相。案件必须在特定的期间内终结,对案件事实认定所达到的真理实现程度也必然受到限制。

  笔者通过对证据效力、公证价值、运行特点等的分析,认为应以高度盖然性规则作为公证证明标准。所谓高度盖然性,是指“从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中推定案情,评估证据……是我们在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下不得不使用的手段”。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要求,在公证实践中,当证明材料显示的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公证员可据此判断以排除合法疑问,并在达到确信其存在的程度时,即可根据已有证明材料得出确认其真实性的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出具公证文书。

  三、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注意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在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时也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运用该证明标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高度盖然性仍然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反对主观臆断,其仍然要求最终认定的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相互关联,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第二,运用该证明标准时既要反对不负责任地弱化绝对真实,又要反对不切实际地强调绝对真实;第三,运用该证明标准时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强制性原则;第四,完善相应的机制。虽然运用“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有利于认定案件的事实,但它毕竟不是对客观真实的认定,不可避免地有存在错误的可能。我们应当完善相应的机制以便及时补救因高度盖然性带来的负面效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一法条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自由心证”这一名词,但其内涵已经反映了自由心证的原则,也为公证活动中的“自由心证”原则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笔者认为,公证员运用“高度盖然性”进行证据判断时应该采取自由心证的原则。笔者大胆建议,在未来的公证立法中应引入公证证明标准的条款:“公证机构、公证员在进行公证执行活动中应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遵循公证员职业道德,运用职业技能及实践经验,对证据的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进行独立判断,作出相应的公证结果”。

  自由心证原则不等于自由的司法擅断,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其他程序规则、社会规则、法律法规等因素制约的。例如,在遗嘱公证中,对于立遗嘱人年老体弱的,公证员在与立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录像,这就是一个程序性规则,而不能以公证员自由心证地认为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真实等予以排除。例如,司法部于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颁布的《开奖公证细则》中规定:公证人员对于主办单位提前将奖票置于开奖器具内的,应当在其投放结束后对开奖器具进行封存并予以监控,待开奖时再将开奖器具启封。这也是一个规则性的制约,不能以公证员的自由心证来判断如何对开奖器具进行控制和封存。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可以要求公证员将自己的心证过程公开化,对于一些较为复杂,难以判断的案件,或者证明力刚刚达到证明标准的案件,可以要求公证员以书面结案报告的形式,将自己的判断过程和相关理由陈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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