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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2017-08-09 15:44  来自: 天津市司法局

  ——以票号号规制度为视角

  天津市东丽区司法局     单文杰   刘军军

  晋商是我国商帮中崛起最早的商帮,位于十大商帮之首,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驰骋商场五个多世纪,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而且还远播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有人戏称“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①山西人经商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但有文字记载的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是在春秋时期。《国语?晋语》载:春秋时期,晋国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的政策,鼓励商人同他国进行贸易活动,因而出现了晋南纬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②但是,山西商人真正崛起,一跃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进而走向世界,则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朝“开中制”的实施是晋商崛起的标志,“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便是当时晋商之盛的真实写照。

  一、晋商法律文化研究缘起

  身穿红主腰,腰间盘细绳,肩上搭着一条毛口袋或者扛着一条扁担,这是大多数晋商早期创业者的历史印象,③当历史机缘让一群憨厚老实的山西农民们和一个商业帝国的缔造者发生着某种联系时,笔者在惊叹之余,也引发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明清时期在重农抑商的封建主流意识形态下,晋商究竟是凭借何种利器得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学者们多是从经济、地理以及历史机遇等角度来对晋商成功进行深入分析,余秋雨在《抱愧山西》则认为晋商全方位的成功,主要是由晋商整体的商业人格素质造就的,并将其归纳为坦然经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以及严于管理四个方面。④笔者翻阅相关晋商史料,得出的结论是,晋商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商业霸主地位,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原因外,与山西商人所恪守的内部规则和自治机制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宪义把这一点归结为晋商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商人阶层与传统法律文化的互动关系。⑤

  二、晋商法律文化研究概述

  国内学界关于晋商和晋商制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于清末民初,到现在为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末民初到解放前,这一时期对晋商和晋商制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以经济史和商业史的视角对晋商票号的研究。第二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晋商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研究已经突破了个人零散式的研究模式,国家和社会机构组织逐步开展了规模化系统化的研究。第三阶段,90年代以来到现在的晋商和晋商制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可谓是遍地开花,在研究视域上呈现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态势,具体表现为逐步突破了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局限,在政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诸多角度都有相关成果的涌现。晋商和晋商制度的研究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已经由原来的一粒种子成长为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一朵奇葩。⑥曾宪义对于晋商的法学研究价值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言论,“历史上著名的法家文化发源地在山西,山西是法律文化地方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通过对明清山西商人生活面貌的全面考察,应当可以揭示晋商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商人阶层与传统法律文化的互动关系。”⑦最先倡导“晋商学”研究的专家孔祥毅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到,“晋商与法制的研究,是一个需要研究开发的项目。未来,也许是法学史专家开发晋商与商法商规法制史,也许是晋商商法商规研究造就新一代新的法学史专家。”⑧目前,明清时期晋商与法制的主题主要涉及明清商律法规、商会行帮的行规、商号的号规以及晋商商事纠纷与诉讼等诸多方面,这些颇具价值的课题已经成型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甚至有些领域还处于空白。令人鼓舞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学术尝试,如王继军、赵晓耕、张钧对晋商法律文化的研究,孔祥毅对晋商商事纠纷与诉讼关系的研究,周子良对山西票号习惯法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艳琼从埃利希的“活法”入手,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晋商文化中的所蕴藏的“活法”价值。尽管从法学的视角研究晋商对笔者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学者们对晋商基础性的研究以及持之以恒的关注无疑给笔者继续前行的动力。

  三、晋商票号号规制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不同地域群体都有自己所遵循的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本文以“明清时期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以票号号规制度为视角”作为研究论题,用白描的方式对晋商法律文化做一个简单的轮廓勾勒,以期尽可能把它的全貌鲜活地呈现给读者。

  晋商有谚称:“家有家法,铺有铺规”。晋商群体从事的行业“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虽然行业之间属性差别较大,但是各个商号无一例外都制定了严明的商号号规,其中集大成者当属晋商票号号规,票号号规以其科条严明和内容完备而名扬海外。可以说,正是由于商号号规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并得到严格的遵守执行,才使得晋商商业帝国的管理井然有序。透过号规,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子。

  (一)号规的拟定

  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晋商历来重视商号规章制度的制定。他们认为,“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⑨太谷志成信票号嫡传后人貟文绣回忆,“貟家志成信票号规矩严谨,立法有度”。⑩晋商商号在成立之初都有自己的号规,这时的号规大多以成文形式呈现,但是也存在一些不成文号规。后来,随着晋商不断发展,经营活动和经营场所也逐步固定下来,他们纷纷对以前不成文号规通过成文号规加以确认,不断补充和修订。晋商商号号规通常是以商号名义制定,有的直接是以东家和大掌柜名义联合制定。号规经常根据形势变化修订,这种修订既有对原有条文的修订,也有对原有内容的扩充,一般而言,新旧号规都必须执行。号规的繁简程度不一,多者三十几条,少者几条;多数号规是为全体商号制定的,个别号规专为某城市的商号制定。在迄今所发现的晋商史料中,大德通票号号规是目前所知内容最为详尽的成文号规。纵观其历次所定号规,可称十分严整。下文以大德通的号规作为晋商群体商号号规示例来重现晋商号规制定和修订的全貌。

  据现有资料,大德通票号曾6次制定号规。1884年改大德通票号议定号规29条。1888年大德通票号合帐时重议号规13条。1901年,总号为蜀庄拟订章程4条。1904年合帐时众股东新添条规5条。1913年大德通、恒记并众东重订号规10条。1921年,大德通东伙公议号规22条。在号规制定上,大德通以兴利祛弊为目的,坚持“认真作立,以期历久无弊”?原则。大德通号规由东家和总经理共同拟定。例如,1913年大德通、恒记并众东重订号规中写道:“以上所定各项条规,东家与两号共同拟议,一再斟酌至重。落款为:

  高钰【大德通总理】

  乔佑谦【股东】

  乔映霞【股东】

  秦忠【股东】

  阎维藩【大德恒总理】”?

  大德通号规大约是每四年修改一次。每次修改,号规制定者都本着“征求同人之卓见,以应潮流之应变”?原则,先让各庄掌柜各抒己见,把过去几年经营过程中利弊得失一一陈述。在此基础上,再由总经理等人会同东家,详细讨论,再三研究和论证。最后由总经理和东家一起对旧规进行增删修改,整理而成。当然,号规制定后,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难免有未尽的事项,这时就需要各庄掌柜因地变通,但是这种变通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各分号掌柜必须随时条陈总号,以便总经理和东家及时对部分号规酌情变更。可见,晋商在号规制订和修改上一贯持审慎的态度。

  (二)号规的内容

  举凡一切经营方针、职工待遇和经营纪律,号规中都有规定。通过查阅晋商老字号“祥泰隆”、“大盛魁”、“六必居”以及太谷曹氏商号等商号号规,发现晋商作为一个商业群体在号规条文内容的规定上基本大同小异。总体而言,晋商商号号规内容详尽,规定较为全面。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业务经营方面:严厉禁止分号违反号规,买空卖空,大干号禁。一旦发现违反号规行为,最严重的惩罚是立刻开除出号,永不再用。同时,晋商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总分号以及各分号之间关系:总号在宏观方面对分号做出指示和安排,并且总号对分号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查号与查场,监督分号掌柜及其店员业务得失情况。各个分号和支号遇到重大事项必须通过书信以暗语方式向总号请示和汇报。关于各个分号之间关系,虽然以各个分号经营盈亏定功过,但是同时出于顾全大局考虑,规定分号本处获利必须以其他分号未受其害者为前提。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本商号内部各分号之间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整个商号利益。

  对商号各个等级员工要求:首先,规定大小掌柜,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姿意奢华;其次,规定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最后,掌柜和号内一般员工和杂役都必须恪守工作禁律。例如,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兼营其他业务;非因号内事务不得到小号串门;不得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号内职员所有过失,不得相互推诿和欺瞒包庇;不得挑拨是非和结伙营私等等。?

  严禁吸毒、赌博以及嫖娼等陋习:规定商号内不论何人不得染指上述陋习。制定号规前已染上述陋习者,责令其悔改。号规制定以后,如果再沾染上有损社会分化的陋习,则要按照号规区别严重程度分别处理。大德通对于吃食鸦片,游娼戏局以及聚众赌博的行为都严厉禁止,并且一经查悉,立即出号,决不宽贷。可见票号对号内人员社会陋习行为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大德通先后六次修订商号号规,无一例外地把严禁各种陋习作为号规的重要内容。

  (三)号规的恪守

  商号号规被誉为商号的根本大法,人人都得遵守,但是制定法规者,能不能守法是古今一切法规实施的最大难题。纵使商号号规再全、再严,如果不被遵守或者执行不力,那就等于一纸空文。庆幸的是,晋商号规的制定者制订号规首先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不是只要求一般员工遵守号规,这正是晋商制定号规的高明之处。

  山西太谷曹家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至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太谷曹家对于违反号规者,无论何人,一律依照号规照章处罚。这里有个能够体现曹家号规严厉的典型历史事例,徐州“丰治通钱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由于不和经常闹矛盾,商号业务受到影响,曹家巡查的“钦差”发现后,当即决定将二人均行撤职。这两个人一个是“砺金德分号”陈经理之子,一个是曹润堂的亲戚史某,纵使二人有强大后台,但也不能徇私情而游离于号规之外。?

  晋商对号规的信守绝不是个别现象,无独有偶,下文以发迹于山西平定州乱流村的石氏家族所立的一份辞约来说明石氏号规的执行严厉。

  “立绝辞约:因嘉庆X年东家三胞伯聚锦出自血本,在齐河县与房、刘二家并张国琢开设恒羿钱号,迄今三十余年,四月间清旧账目同本号东伙情形不合,所有架倨(具)店底账目一切等物情愿结细……同中言明……斩葛藤。恐后无凭,立辞约为证。”?

  晋商发展的中后期主要经营票号业,怀捶着“汇通天下”的抱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票号业经营中把晋商的商业辉煌推向顶峰,同时也赢得“晋商重规”的美誉。光绪四年,《申报》刊出一篇文章《在续劝晋账号捐说》,其中对晋商的号规制度这样评价:“向闻西帮贸易规矩最善,定制絮严,倘有经手伙友等亏挪侵蚀等情,一经查出,西帮人不复再用,故西人之经营于外者,无不兢兢自守,不敢稍有亏短,至于罪戾。”?毫无疑问,晋商票号业的辉煌必然有其发达的票号制度为依托,同时票号业的高度发达也进一步强化了票号号规的执行力。因此,在号内成员的观念里,号规就是法,所有的成员不分等级都必须恪守。

  当下,和谐法治这一命题是在和谐社会这一时代主流下提出的,没有和谐的法治,和谐社会的构建永远遥不可及。和谐社会绝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充满了人文底蕴和传统智慧的有价值的学术命题。?建设和谐社会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和谐法治理应也是题中之义。当我们对晋商历史问题的探究不能停留在对晋商现象本身的研究,必须“以史为鉴”,透过晋商历史的迷雾去挖掘晋商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且在传承与发扬过程中进行应有的反思和价值判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批判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做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使中华法系蕴含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特色。

  ①孔祥毅:“晋商商帮溯源”,载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晋商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②张钧:《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③刘继兴:《哭泣的历史:正说走西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9页。

  ④参见余秋雨:《游走废墟》,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246页。

  ⑤参见曾宪义:“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序言一”,载张钧编:《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⑥参见孙长青:《晋商学说史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⑦曾宪义:“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序言一”,载张钧编:《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⑧孔祥毅:“晋商的商事纠纷与诉讼”,载孔祥毅编:《晋商与金融史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⑨祁县志编纂委员会:《祁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4页。

  ⑩貟文绣、董维平:“我所了解的貟家志成信票号”,载自穆雯英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大德通《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议立——拟占蜀庄章程四条底》,转引自卫聚贤编:《山西票号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版,第71页。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

  ?周建波:《成败晋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参见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家族人物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参见康贻祥:《读史巧经商》,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 《乱流石氏立绝辞约》,转引自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阳泉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张辉:《晋商谋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何勤华:“历史视野中的和谐与法治”,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法理学,法史学》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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